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考”热

　　“国考”意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是国家部、委、署、总局招考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方式。招考对象一般要求全日制本科应届、往届毕业生，部分职位需要硕研以上学历。当下“国考”被认为异常火热。有一组数据能够描述其“高温”。2004年，“国考”报名人数18.2万人，2005年31万，2006年54万，到了2010年达到144万人，6年年均递增41.2%，看来人心向往浩浩荡荡!再看看同期招录比例，2004年6.67%，2005年2.86%，除了2008年的象征性增长外，该比例稳步下降，到了2010年降至1.69%，6年招录比例年均递减20.5%。一增一降，无疑给人们以强烈的心理暗示，“热”啊!当下，“国考”、“考研”并称为考试双煞，催生了规模化的考试经济，“贮备”了大量专职“考男”、“考女”。

　　历史上的进仕

　　按照一般逻辑，社会管理者当然应该属于精英阶层。开化之前，武力勇猛者容易获得同伴的信任，赢得权威。文明之后，随着社会分工以及文化发展，社会管理者能力结构发生变化，产生方法随之改变。先秦时代，中国社会以分封制管理，世袭传承，尤以西周最为典型。周礼之下，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统治阶层世袭传承不能保证系统内部人才丰盈。之后，出现了依附于贵族的“客卿”、“食客”参与社会管理。到了汉代，社会取士推行“察举制”，由地方各级政府推举自认为德才兼备的人充当社会管理者。魏文帝时期，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度，以出身、品德等将人分等，论才而用。

　　历史在革新中进步，社会取才的途径不断拓展。到了隋朝，中国社会诞生了一大创举：“科举”取才。科举制度创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因为分科取士，故而得名科举，其包含了诸多结构严谨的体系与构架。提及科举，人们往往想起《儒林外史》中范进，将科举与腐儒、禁锢、礼教等联系起来，饱受诟病，简直一无所事。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科举的认识偏向于回归，各种观点不一而足。黑格尔说，“凡是现实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科举作为千年存在，无疑有其科学性，适合当时社会结构和管制特点。

　　分封世袭、举荐到科举考试，中国古代社会官吏队伍的根基不断优化，选拔制度朝着公平的方向改进。这种进步在于士人之门不再依靠他人举荐、个人好恶来定夺，而是有了基本的依据。精英循环、上下阶层流动成为制度性、规范化安排。当然，在操作过程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弊端，有时甚至积弊占据了主流。

　　千年以来，科举催生出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深刻影响了中国文人，融进了民族的文化基因。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儒家“出世”思想浓厚。为“官”意味着什么?或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或者是经济待遇，或者是人生实现的渠道。很多文学作品将主人公高中为官作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印证了这种文化品性。《李娃传》中荥阳巨族公子郑生在李娃鼓励下，恢复信念和勇气，考试连中，做了高官。《窦娥冤》中的窦娥历经艰辛，饱含冤屈，死后才得到高中为官的父亲迟到的正义;《西厢记》中的张生被送上了进京赶考的大道，中了状元，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红楼梦》宝玉纨绔子弟，占有巨量资源，最后仍然回归到科举为官复兴门第……

　　历史是以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影子，历史对现实会产生影响。今天，我们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国考”大潮，在分析其现实缘由的同时，不得不把历史再度翻开，追溯源头，对理解现实更有裨益。

　　“国考”大热解读

　　人们思考问题时常常有心理预设，以“非常相信”的态度，接受预设表示的事物存在，在无形中显示出不可改变的“问题意识”。心理预设对于注意力乃至思维的发散度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时阻碍了注意力的指向，限制了行为能力发展的潜力和空间。看待“国考”热上，一些人陷进了心理预设。一方面，部分人将公务员的工作视作“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悠闲，认为公务员只注重人际关系学，进而得出公务员现代价值的缺失;另一方面，公务员队伍中，存有一定的消极现象，被导放大后，造成了公务员利益的普遍灰色化印象。有人据此认为当下“国考”生们受公务员利益灰色化驱使。不可否认，这两种现象确有其市场。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到“国考”职位设置，仔细研究“国考”科目，真正了解机关运作之后，就会得出另外的结论。

　　“国考”大热要辩证看待。“热”与“不热”是相对的。“国考”生之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有很大比重。以“国考”生人数与高校毕业生数相比较：2010年，“国考”报名人数144万，与此同期，200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610万，2010年达到630余万人，对比结论一目了然。百万数字放在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前，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称不上“异军突起”。百万考生进考场，堪称蔚为壮观。唐太宗看到文人鱼贯而入，笑着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榖中”。莘莘学子为“国考”孜孜不倦，在社会框架下追求个人理想，为社会贡献才智，增强了社会的内凝力。历年来，曾经参加过“国考”的人员何止百万，不论是否考取，都经过政治理论的教育、行政知识的灌输，具有初步的社会管理参与性，潜在的社会管理价值不可低估。

　　重要的是，“国考”取才显示出时代的进步，对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提高人员素质具有战略意义。多数“国考”生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经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其思维活力、法规意识、现代理念等具有必然的先进性。这些是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的基本依据，也是“德才兼备”评价体系中重要内容。我国公务员掌握更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消极腐败现象源于权力滥用。行政意义上，“国考”公务员有望正确把握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划时代的潜在意义。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国考”公务员通过公平考核入行，最大程度上杜绝人控的因素，不承受个人的恩遇，赋予公务员更大的道德自由空间，从伦理角度排斥人身依附、人际羁绊。

　　各级通过“国考”引才，提升自身创造力。公务员队伍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其创造性是国家创造力的重要一环。当下，社会管理专业化加强，专业人才需求量增大，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到公务员队伍。那种认为“国考”降低社会创造性的想法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作祟，其源头在于自身对公务员工作、生活、思维方式的错误理解，漠视现代社会管理。从职位设置看，“国考”提供的职位涉及英语、计算机、法律、公安业务、医药、技术监督等等，大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与传统“官”大相径庭。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科学性，不断创新社会管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重点工作。当下，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争议、流动人口管理、网络信息化发展等方面，情况复杂、例案百变、执行力薄弱，隐藏很多目前尚未掌握的规律。其本质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法律等知识，社会管理科学化程度存有巨大创新空间。“国考”公务员在社会管理领域大有发展前途。

　　从职业心理看，当下“国考”更多意义上是“考碗”，只是职业需求、发展需要而已，我们不能曲解其潜义。2005年，新浪调查“公务员考试热的根本原因”，最普遍的看法是公务员“工资高、福利好，工作稳定”。今天的职场充满着竞争、人们的职业稳定感直线下降。多数考生参加“国考”为了追求相对稳定的职业，获得清晰的职业预期。以笔者理解，“国考”只是一种职业选择而已，多数考生抱着试试而已的心态，没有想象中的“壮怀激烈”。走进“国考”考场也如走进人才市场一样，接受用人单位的选择。除此之外，也许就是残留的国家公务员的面子而已。近期，网暴浙江平阳乡镇公务员考试中，一女考生跪求延长考试时间。当事人跪求太给力，围观人群太有力。公务员考试仅仅是职场竞争，“跪求”也只是个体行为。

　　“国考”热透露出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困境。“国考”热暴露出的年轻人职业偏向与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相关。高等教育因学校办学模式、教育水平以及学生心理习惯等原因，效益明显不足，主动创新动力缺乏。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客观条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大学生创业。以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的个体私营经济看，其创业人群远非高学历群体。创业值得提倡，难以创业也是现实。从农村走出来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深有感受：“不能怪大学生千军万马考公务员，这是一个保险的职位。我们一直在提倡鼓励创业，可是中小企业越来越艰难，集中资源型企业越来越强大。谁都看到了‘体制内’的力量。”

　　当下“国考”热也有职业非理性传导催生的因素。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公务员具有优厚的薪金待遇，稳定的职业感受，良好的职业预期等等。调查显示，57.3%网民认为公务员各种收入高，44.4%的网民认为部分行业公务员收入高。民众的普遍心理反应被某些网络事件不断激发、放大，形成意识在社会中流传。信息误导还源于网络有关报道异化。不少学生社会阅历浅，缺乏工作感受，容易被误导。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人数较往年有所下降，呈现出职业理性回归。

　　面对“国考”热潮，怎么办?

　　市场经济强调人才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国家取才，能者而上。“国考”取才，也是人才市场配置化的有力手段，顺应了人才队伍建设规律。当下，“国考”考生既有应届高校毕业生，也有工作多年的职员，还包含着很多希望向上的公务员等，成分多样，覆盖面广泛。社会不同群体同场竞技，追求人生理想和希望，体现出积极的价值取向。

　　我国地域发展差别大，人文各异，社会经济管理面临的情况多样。政策措施既要满足多层次、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又要在总体上保证同一方向发展。百万考生的广域分布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各阶层意愿。只要把握好政策导向，注意研究政策细节，合理调配各方力量，“国考”热情必然能够转化为社会管理的力量，不断增强社会管理能力。在政策层面上，充分发挥“国考”指挥棒作用。“国考”应与地方各级公务员考试配合，综合各方力量，区分不同作用“招贤纳士”，形成完整公务员招录体系，将国家公务员直达基层，直达社会管制力薄弱的地域，确保政令畅通。

　　近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表示，“由于近年来公务员考录对象的主体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带来了领导机关‘三门’干部增多、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比例减少等新的结构性矛盾。这种情况会加大领导机关脱离基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解决“三门”干部问题，需要加强科学化设置，解决好接“地气”的问题，贴近我国国情、社情加强执行力考察。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加强“国考”顶层设置。“国考”职位设置为行政类(包含社会管理行政类、技术行政类)和专业技术类。行政类“国考”选拔社会管理和技术管理公务员，后者选拔专业技术公务员，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再次“国考”互转。两种不同职位“国考”生报名资格不同，行政类要求考生具有相应的基层工作经验，并在不同考生类别中确定录取名额，同类别考生竞争。建立健全基层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工人、农民等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制度，其中优秀者作为各级党政机关录用的重要来源。

　　倡导先进的公务员文化，建立健康的公职文化。加强公务员队伍软文化建设。到基层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应该成为年轻公务员的职业时尚，成为青年主旋律的一部分。还应该在公务员队伍中培养高尚的职场文化，鼓励做事、包含冒尖、帮助个性，使得公务员岗位成为有才人有为的大舞台。完善公务员评价体系，畅通上下流动。长期以来，一些类别公务员“进、管、出”渠道不畅，职业发展空间狭窄，工资待遇偏低，后顾之忧难以解决。因此，完善培养、吸引、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完善分级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应该成为公务员队伍健康成长的必要之举，影响前置，也将会更加深刻地左右“国考”方向。